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代以来，以征服、改造自然为指引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人类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和过度开发，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损害。随着工业化加速、能源和资源大量消耗以及生活方式改变，现代文明的异化现象不断显露，直接威胁人类自身的存在、发展与完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议题上，以狭隘的人类中心论作为行为原则，只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峙。把人视为“万物的尺度”，就会对自然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破解这一问题，需要从天人关系的高度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

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有别于古代希腊人、印度人发展的机械原子论，古代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有机整体）的哲学。《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讲“推天道以明人事”，无不强调人和宇宙的统一性；儒家更是以天人合一为其思想主流。

天和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基础概念。天不仅是“自然之天”，还是“义理之天”；既是广义的自然及其背后的规律，也是人类活动的价值之源。与之相应，人既指人类自身，也包括人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人固然有出离于天的一面，但归根结底内在于天，且应以天为法。

从先秦到晚清，各家学派从不同视域探讨天人关系问题，虽表达殊异、各有侧重，却殊途同归，呈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根本之道与终极追求。简单归纳就是万物一体的天人观以及对历史绵延和天下之人的关注，表现出一种博大的胸怀。中国文化所践履与追求的，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默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直至相通相融。

作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的人文存在，人类社会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孔子提出了仁道的原则，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突出人文，主张从亲子手足之爱扩展到群体之爱（泛爱众）。儒家肯定人能自由进行道德选择和文化创造，但这种选择和创造不能超出天命的范围，而要顺乎自然，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孟子从仁道的升华机理出发，进一步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理念，认为当有生命的动植物受到侵害或破坏时，由于人和自然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共通的，人可以感应到自然万物的感受，所以会从内心产生出“不忍”之心。正所谓“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世人应当“赞天地之化育”。

荀子进一步强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把“推己及人”的忠恕精神扩充到“推己及物”的博爱层面，将君子的修养与天地万物的化育联系在一起。对大自然及生灵万物之爱，是具有终极普遍意义的。“仁民爱物”成为天人合一的情感呈现和逻辑基础。

先秦以降，以“人之仁”为枢纽，儒家把天具体化为动植物、土地、山川等自然现象。董仲舒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提出著名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民胞物与的思想。宋明儒学家更是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夫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整体性概念。

儒家对人利用自然持肯定态度，但同时要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荀子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这种保护自然的做法，被称为“圣王之制”。《礼记》讲“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教导对禽兽草木等物产资源要按照自然规律有限度地索取、有节制地使用。

无论是节用而为，还是适时而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都更加重视和谐、平衡、协调。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体现了中华民族深远的思想境界。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与调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万事万物能够遵循天性发展。

近代以来，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或多或少强化了“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以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自我中心意向。与之相伴，工具价值受到一些人的推崇和鼓励，自然被当作客体化的对象，自然万物被视为“有用物”。

在为现代化提供合理的价值引导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蕴含着多方面的宝贵资源。事实上，天人合一既是中华民族长期累积起来的独特观念，又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有着诸多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包含着有关善待自然、呵护土地、永续发展和遵循规律发展、将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有机结合、自然解放等丰富的理论。二者的有机结合，对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是刚健进取、包容开放的，合乎人的本性，发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自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历史演化的客观规律，代表着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总之，只有摆正人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才能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才能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天人合一”的梳理和阐发、扬弃和创新，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