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南亚的老虎保护——1883-1973

今年9月5日，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第二届老虎峰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老虎峰会的国际关注度远不如此12年前的一届 ，而俄罗斯公布的老虎统计数据更是与此前IUCN专家组的评估有巨大的差异。

不过，我们还是准备将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老虎保护故事留在最后。因为即便是俄罗斯的老虎研究保护，也和今天要说的内容分不开。所以，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南亚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尼泊尔。今天，孟加拉虎是数量最多的野生虎亚种，印度一个国家就占了全球野生虎总数量的近70%，而尼泊尔更是第一个宣布达成老虎数量翻倍的国家。

那么，印度和尼泊尔是怎样走上老虎保护道路的？为什么说他们两国的老虎保护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科学真的没有国界吗？它们在老虎保护和生态保护领域，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存在怎样的问题？为什么说印度和尼泊尔早年的老虎保护历史塑造了两国生态保护的现状？要解答这些问题，还要从印度的生态保护历史说起。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人的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他的性格。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历史记忆的影响。

对印度来说，最沉痛的历史记忆来自英国的殖民，印度的生态保护也不例外。

1883年，6位英国和2位印度博物学家在孟买成立了孟买自然历史学会（Bombay Natural History Society）——印度生态保护历史上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学会的初始目标和那个时代动物研究的潮流一样——收集动物标本，尤其是鸟类的标本。而学会的成员主要包括英国的学者以及印度中上层的人士。不过在那个时代，英国人牢牢掌握着孟买自然历史学会，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1893年，萨利姆·阿里（Sálim Ali）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中产家庭。他自幼父母双亡，被自己的一个舅舅收养。阿里的舅舅家里十分殷实，舅妈没有孩子，老夫妇都很疼爱他。舅舅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常带他去打猎。因此阿里小时候就对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非常感兴趣。恰巧他的舅舅是孟买自然历史学会的会员，他带阿里进入了孟买自然历史学会。在那里，阿里见到了各式各样的鸟类标本，对鸟类的爱让他立志成为一名鸟类学家。

 萨利姆·阿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新兴的学科正在冉冉升起，逐渐从动物学中分离出来。此前，动物学研究的重点在林奈的分类学。人们热衷于在世界各地捕获动物，将它们制成标本，然后研究它们的演化和分类学。可以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动物学主要是研究死的动物。而阿里和其他一些博物学家虽然也关心动物的分类，但他们更希望在大自然里观察活的鸟，除了记录下鸟的外观，他们还会记录鸟在做什么、吃什么，试着从鸟的行为中分析出规律。

当时，来自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试图将这些博物学观察记录进行一定的科学分析，重点在于研究动物、植物和它们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新兴的研究门类被称为生态学。当一个普通的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从一片森林里走过的时候，他会描述自己看到了多少种动物、多少种植物，为什么某些物种出现、而另一些物种没有出现，为什么有的物种数量多、而另一些数量少。而生态学家则不同。他们还会记录下这些物种正在做什么，它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并用量化的方法来描述自己观察到的动物或植物的行为。

1929年，萨利姆·阿里决定出国深造，学习鸟类学。当时，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愈演愈烈，英国人对于印度人去英国深造越来越敏感。尽管阿里曾经和很多在印度做过研究的英国生物学家有过深入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他去大英博物馆深造的请求还是被拒绝了。

出人意料地是，尽管德国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教授和阿里素昧平生，但他竟然答应了阿里来德国进行深造。更让阿里意想不到的是，施特雷泽曼教授不但是20世纪最伟大的鸟类学家之一，他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有数位20世纪最伟大的生态学家，可以说，当时的德国是世界生态学研究的中心。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阿里得到了和顶级生态学家在一起学习、研究的机会。虽然在德国进修的时间不长，但阿里接受了最好的行为生态学训练，这是他在英国无法接触到的。而阿里也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生态学家。

1941年，阿里出版了《印度鸟类之书》。在此之前，也有几本类似的鸟类书籍在印度出版，但这些书无一例外都是由英国人撰写的。阿里的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印度中上层人士，其最早的忠实读者就包括了后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1942年，尚在狱中的尼赫鲁还专门请阿里为一本《印度鸟类之书》签名，并将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女儿——日后的另一位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阿里和尼赫鲁父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本书之后陆续改版了10余版，也成为了印度历史上最畅销的生态类书籍之一。

时间来到了1947年。

印度独立之后，曾经作为英属印度时期最重要的生态研究机构——孟买自然历史学会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是谁来领导学会未来的工作，第二是谁来解决研究经费问题。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体两面。

印度独立之后，尽管各方都希望就职于学会中的英国生物学家能够留下来，但因为种种原因（对殖民地反抗的反感、对印度高涨民族主义环境的担心、以及对印度摆脱殖民统治的不满）这些英国人没有留在印度，而是选择离开去了还没有独立的其他英国殖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主要在非洲）。谁来担任学会的负责人，谁就要帮着学会解决继续运转的经费问题。

于是，在印度国内生态学领域享有崇高声望的阿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学会的新一任秘书长。虽然他暂时和印度政府达成协议，为学会提供运营资金，但百废待兴的印度也没有太多钱投入到生态研究上。在英国日益衰落、同时也对刚独立的印度嗤之以鼻的情况下，阿里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新兴的霸主美国身上。

在1940年代后期，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了生态研究领域最大的资助者。在二战期间，大批德国科学家离开德国逃亡美国，除了著名的核物理和数学家之外，其中还包括了一大批顶尖的生态学家。他们将新兴的生态学理论带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并迅速在那里生根发芽。在受到他们影响的众多后辈之中，有一位叫做狄龙·里普利（Dillon Ripley）的人。

里普利（左侧）和阿里（右侧）

里普利是近代生态保护和生态研究历史中不得不提的人。他自幼丧父，但家境十分殷实，尽管母亲在大萧条中投资股票受了很大损失，但还是能够资助他上了耶鲁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深受施特雷泽曼影响的德国生态学家。这些生态学家对里普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后来读哈佛大学生态学相关课程的时候，里普利甚至认为这些课的内容太肤浅、老师的水平不行，完全不如他的德国老师讲得那样深刻。

1943年，里普利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生态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这座博物馆隶属于著名的史密森学会。二战开始后，血气方刚的里普利决定投笔从戎，加入了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也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成为了一名情报特工员。他被派往南亚的斯里兰卡，在那里建立美国的情报机构。

因为工作需要，在二战期间，他经常往返于印度、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之间，一方面是进行情报工作、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另一方面他还有一个私人目的。里普利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态学和对鸟类的热爱，利用在南亚的这段时间，他也在收集鸟类标本，不断发表关于鸟类生态学的科学论文。实际上，当时很多被英美派遣到南亚和东南亚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都对生态学和博物学有很大的兴趣。里普利记得一次他去缅甸和一位英国军官接头，对方要求他帮自己整理一份缅甸鸟类的名单。某种程度上，战争和情报成了他们的第二职业，研究鸟类才是他们真正的事业。战后，里普利更是入职了美国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后来还担任了史密森学会的秘书长，长达20年时间。

1943年，里普利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萨利姆·阿里。二人都对鸟类、尤其是鸟类生态学、而不仅仅是分类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们都受到过同一批德国科学家生态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伴随了他们一生，深刻影响了美国和印度的生态保护和生态学研究。

虽然英美在二战中结成了同盟，但英国人一直担心美国会动摇自己对东南亚和南亚殖民地的统治。而美国确实也希望这些国家从英国独立出去，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美国还不是后来的样子，当然也有原因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当时的霸主英国。

二战结束后，英国国力大损，在他们撤出印度之后，美国的大量资金涌入了印度。和英国人不一样，美国人至少对南亚地区的各国国家不存在殖民主义负担（当然中南美洲的国家可能有另外的想法）。战后，美国既有足够的资金、也有从德国传来的先进生态学理念，还有大批生态学家想要到南亚探险。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里普利和印度生态保护的传奇萨利姆·阿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阿里和印度政府首脑尼赫鲁有亲密的私人关系。

于是，之后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1947年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是印度和美国生态保护和研究合作的黄金时间。美国的生态学家带着美国的资金来到印度。但和英国殖民时期不一样的是，他们并不只是搞完研究就拍拍屁股走人。作为孟买自然历史学会的负责人，阿里希望美国学者能够将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给印度的年轻生态学家，让他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生态学的发展趋势，以为己所用，最终目的还是要“洋为印用”。在研究过程在，有印度生态学家随时参观学习，研究结束后，阿里要求美国研究者在孟买自然历史学会的杂志上单独发表论文。那些买不起《自然》、《科学》这类杂志的印度学者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读到在印度本土进行的、最顶级的生态研究。

阿里的愿望并不单纯来自于对学术的兴趣。印度独立后的现实情况也让他忧心忡忡。

在独立之前，英国殖民者制定了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自然保护官僚系统。除了贵族和殖民者，普通印度人不允许猎杀那些珍稀动物。砍伐森林开荒的行为也被严令禁止。印度独立之后，这些禁令被当成了殖民者特权的象征被彻底唾弃。

此外，作为新兴国家，印度希望自己能够快速工业化，希望能做到粮食自给自足。因此，在印度独立之后，整个国家遍地都在砍伐森林、开垦土地。二战结束后武器和吉普车的普及让盗猎问题更为严重，每天夜里都能听到林中传来的枪声。

阿里知道，印度拥有世所罕见的生态多样性，但印度的生态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人类毁灭，他们必须抢在一切都太晚了之前对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制定保护的策略。在政府无暇顾及的时候，阿里率领孟买自然历史学会冲在了前面。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阿里和里普利的友谊和共同志向的影响下，两人所属的孟买自然历史学会与史密森学会通力合作，在印度开展了大量的生态研究。而研究的资金主要由美国政府提供。

当时，美国政府签署了第480号公共法案，将本国产出的剩余农产品卖给粮食短缺的友好国家。这些国家不需要支付美元（他们也没有美元），只需要用本币结算即可，而且本币也不需要真的离开国境、支付给美国，这笔钱可以用在该国的领土范围之内。

以印度为例，美国每年向印度出售大量农产品，而印度政府则将这些应该付给美国政府的钱用于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日常开销、或者美国科学家在印度从事的文化和科学研究之上，50年代后期开始，史密森学会在印度开展的各项研究占据了这笔经费的大头。

当然，也有一些项目是由美国大学直接资助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属乔治·夏勒在坎哈保护区的研究了。实际上，夏勒研究老虎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在独立之后，印度的生态学者最关心的3种濒危动物分别是亚洲狮、独角犀牛和亚洲猎豹——这里面甚至都没有老虎的事情。就在20世纪初，人们估计印度至少有40000只老虎，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老虎的数量正在减少，但在50-60年代没人觉得有一天老虎会变成濒危物种。

夏勒到印度的初衷也不是为了研究老虎。他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笔经费，他们要夏勒研究的课题是印度的野生有蹄类动物和它们携带的寄生虫，主要研究对象是白斑鹿。那时候，夏勒也受到了美国国内新兴的生态学的巨大影响。他发现在当时居然没有人对老虎的生态行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于是，夏勒很快决定把研究对象从鹿扩展到了鹿和老虎以及他们的行为和互动上——典型的生态学研究新角度。

乔治·夏勒

在选择研究地点的时候，夏勒和当时的其他美国生态学家一样，希望寻找一块尽量“纯真”的自然环境，人类干扰尽量少、动物密度和能见度尽量高，在排除了拉贾斯坦邦和特莱地区的老虎栖息地以后，他把研究地点放在了印度中部的坎哈自然保护区。在之后的14个月间，夏勒一直呆在坎哈保护区之中进行研究。

他通过样线调查熟悉保护区各个区域的植被类型，这样就可以知道食草动物到底在吃些什么。他还跟踪到老虎捕猎现场，分析老虎的粪便，以了解他们的食性。虽然著名猎人吉姆·科比特也曾在印度花了很长时间观察老虎，可与他不同的是，夏勒的观察是为了研究老虎的行为，而不是猎杀它们。

夏勒的研究吸引了大量慕名而来的孟买自然历史学会的生态学家，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博物学家、环保人士爱德华·吉。吉惊讶于夏勒即便在雨季也不离开研究地点，更惊讶于夏勒从看似平淡无奇的一群动物身上能获得如此多的信息。

在夏勒的感召下，1964年，吉组织了一次对印度境内老虎数量的大调查。第二年出炉的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就在半个世纪以前，印度的老虎数量还有几万只，而这次调查显示，印度的老虎可能只有4000只了。

可以说，吉的这次调查真正让印度和全世界开始关注老虎面临的困境，显然，夏勒对老虎的这次科学研究是一切的源头。而夏勒在本次研究之后撰写的专著《鹿与虎》更是激励了从印度到美国的一大批年轻学者，鼓励他们加入到生态研究的行列中来。当然这是后话。

就在1965年爱德华·吉公布他的老虎统计数据的前后，里普利当选了史密森学会的秘书长。他很快注意到了印度老虎遇到的问题，甚至预言：“如果人们不采取措施，老虎将在25年内从印度彻底灭绝。”

至此，里普利的脑中开始有了一个计划，他希望印度政府能够允许史密森学会在印度设立3个永久的研究中心，一个设在吉尔森林，主要研究亚洲狮；一个设在卡奇兰加，主要研究独角犀，另一个设在科比特保护区，研究那里的孟加拉虎。

如果这是在10年前，在阿里和孟买自然历史学会的全力支持下，这些研究课题一定会被通过。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印度国内的形势和国际局势出现了重大转变，让里普利的愿望变得渺茫起来。

首先，在印度独立20周年之际，印度人对美国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以生态学研究领域为例，虽然阿里和里普利仍然保持着牢不可破的友谊，但也有很多美国研究者对印度没有感情，他们把去南亚进行研究当成了一个世纪以前的西部探险，他们对印度人的漠视某种程度上和当年对印第安人的无视一样。他们来到这里，获得想要的数据，然后对印度人指手画脚，好像后者是一群未开化的野蛮人一样，必须要靠美国爸爸的救济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家园。这种傲慢的态度慢慢让印度的研究同伴想起了英国殖民者，也深深刺痛了印度人的民族感情。印度的一些学者给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学者的这种傲慢态度起了个名字——科学帝国主义，不得不说，这个名字确实恰如其分。

其次，独立以来，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尽管萨利姆·阿里个人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家族保持了极其亲密的关系，但要想动员庞大的印度官僚系统，有时候孟买自然历史学会不得不借助美国人的嘴说他们自己想说的话，以外部势力来刺激本国政府做出改变。短期内这一方法非常奏效，但长期来看，这种做法遗患无穷。这些总是批评印度政府的美国生态学家更让人联想到了科学帝国主义，而林业部门体系内的官员也越来越反感这些批评——这些批评往往是通过印度最高层向下传递的，这无疑更让中下层官员怒火中烧，渐渐地，一股新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应该由印度人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态保护。

与此同时，与孟买自然历史学会关系密切的美国搭档——史密森学会自己也出了问题。也许是因为里普利出生于中央情报局前身OSS的缘故，史密森学会的研究经费有一部分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有一些来自五角大楼。有媒体曝光，这两个部门资助史密森学会的一些项目可能与美军秘密研制的生物武器有关，恰巧这些资金资助了史密森学会与孟买自然历史学会合作的一些鸟类研究课题。

一时之间谣言四起，人们对帝国主义者的痛恨以及冷战中印度和苏联越走越近、美国与印度的死敌巴基斯坦关系越来越好的现实都让印度人怀疑，里普利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甚至有人直接怀疑萨利姆·阿里是美国的间谍。当然这样的指责很快就在尼赫鲁的亲自干预下化解了，但史密森学会不会得到任何同情，他们拿了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经费是无法反驳的事实。在印度，尤其是政府部门以及林业部门内部开始着手准备由印度人自己主导自己的生态保护。

雪上加霜的是，1971年，巴基斯坦爆发内战，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国。印度支持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纷纷表态，美国力挺巴基斯坦，尼克松总统一方面专程派航空母舰来到孟加拉湾，压制印度，另一方面干脆冻结了已经执行了十几年的公共法案第480条，停止了对印度的援助。而印度则冻结了该法案下尚没有用完的所有资金，实质上无限期禁止美国科学家在印度从事科学研究。

令人遗憾的是，这正是最需要人们团结一致拯救老虎的时候。人常说科学无国界，但在老虎保护项目伊始，我们就看到了国际地缘政治、民族、文化矛盾在科学和保护上留下的深深的烙印。

不过，印度拒绝了里普利的帮助提议，并不代表印度国内没有人关心老虎的未来。继1967年里普利提出印度的老虎可能在25年内灭绝之后，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

1968年，印度宣布禁止虎皮出口。

1969年，为了解决老虎面临的生存危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会上，有关各方都同意尽可能扭转老虎数量下降的趋势。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宣布将启动老虎行动（Operation Tiger），在未来几年内为老虎保护募款1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将被用于印度的老虎保护，少量资金将被分配给其他老虎分布国。

与此同时，代表史密森学会出席会议的里普利再次向印度当局发出倡议，表示愿意派史密森学会的研究团队在吉尔森林、科比特保护区和卡奇兰加保护区设立研究中心。印度方面派出参会的代表是凯拉什·桑卡拉（Kailash Sankhala）。（如果您看过2019年WWF拍摄的纪录片《老虎大地》应该会对他和他的后人有印象。）桑卡拉是印度体制内最早的一批生态保护主义者，作为这次大会的秘书长，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消失的老虎》的报告，并代表印度政府承诺将会下大力气保护老虎。不过他坚决拒绝了里普利的要求，因为桑卡拉也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坚定地认为印度人有能力自己拯救自己的老虎。

凯拉什·桑凯拉

在这次大会上，桑凯拉还提出将启动一次印度全国老虎调查。第二年，桑卡拉主持的调查结果出炉。虽然调查的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得出的数据还是吓了人一跳——全印度可能只有1827只老虎了，这比爱德华·吉4年前的数据还少了一多半。

尽管萨利姆·阿里和他的孟买自然历史学会对印度政府特别是林业部门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印度政府对里普利他们提出的合作方案嗤之以鼻，但里普利还是没有放弃在印度研究老虎的想法。就在他按部就班完善研究计划的同时，却突然发现史密森学会的项目设计本身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他们缺少大型食肉动物研究专家。

在二战之后，一批新的科学技术从军事领域下放到了民用领域，其中就包括了无线电遥测技术。1950年代，以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为首的一批生态学家将这套技术应用到了对野生动物的观测研究上，虽然不乏争议，但他们还是获得了成功，先是鸟类，而后是大型食肉动物，比如克雷格黑德（John & Frank Craighead）兄弟在黄石公园对灰熊的研究。兄弟两人在十余年时间里麻醉了200余只灰熊，为它们戴上项圈，研究它们的行为。里普利想在印度复制这套研究方法，于是他聘请了克雷格黑德兄弟的弟子，著名的美洲狮研究专家，毛里斯·霍诺克尔（Maurice Hornocker）作为老虎研究项目的总顾问。如果你了解1992年在俄罗斯锡霍特阿林开展的阿穆尔虎项目，应该记得霍诺克尔这个名字，他是这个项目最初的负责人，他、霍华德·奎格利（Howard Quigley）和戴尔·米盖尔（Dale Miquelle）是项目最初的三个成员。后来该项目被并入了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霍诺克尔和奎格利也退出了，只留下了戴尔。

克雷格黑德兄弟麻醉灰熊

（左起）戴尔·米盖尔、毛里斯·霍诺克尔、霍华德·奎格利、凯西·奎格利（怀抱的婴儿是爱丽森   ·奎格利）、琳达·科尔莉、约翰·古德里奇，摄于1995年，俄罗斯远东

故事回到1971年。在这一年，霍诺克尔受史密森学会委托，亲自动身到印度的科比特保护区进行考察。考察回来之后，霍诺克尔认为史密森学会不应该掺和印度人正在搞的老虎数量调查，他认为应该对老虎的行为进行研究，就像他在爱达荷研究美洲狮那样。为此，他又推荐了正在他指导下进行博士学位研究的约翰·赛登施蒂克（John Seidensticker），做史密森学会研究项目的野外负责人。

约翰·赛登施蒂克

赛登施蒂克生在蒙大拿，他的父亲是个物理学家。赛登施蒂克从小只想像父亲那样也当个物理学家。后来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在国家地理上读到了克雷格黑德兄弟写的《为了拯救灰熊而把它们麻醉》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兄弟两人在黄石公园研究灰熊的事迹。从这时候开始，赛登施蒂克对未来的职业道路有了新的想法，并且自告奋勇成了克雷格黑德兄弟的野外助手。而在读到乔治·夏勒的《鹿与虎》之后，他开始真正立志要成为一名生态学家。赛登施蒂克在克雷格黑德兄弟的研究营地学到了捕捉麻醉野生动物的技巧，他将这些技巧用在了和霍诺克尔一道研究美洲狮的过程中。赛登施蒂克设计了一整套捕捉、麻醉美洲狮的新设备和新技术。他们用一群猎犬将美洲狮赶到树上，将其麻醉。接着人爬到树上，将绳子拴在美洲狮的身上，缓缓将它降下来，再为它戴上项圈。赛登施蒂克成了第一个给美洲狮戴项圈的人。

1972年2月，在接受了老虎研究项目的野外负责人一职之后，赛登施蒂克开始和霍诺克尔一起草拟研究方案。他们仍然打算在印度的科比特保护区展开研究，计划用4年时间为保护区里的老虎戴项圈，研究它们的生态行为。此后，赛登施蒂克来到了印度，亲手将草案交给了印度政府的代表，他还被带到科比特保护区实地参观考察。这次旅程让赛登施蒂克和史密森学会上上下下都很振奋，他们以为印度当局的立场有所松动。

里普利也受到了鼓舞，他开始考虑人手之外的另一个老大难问题，资金。

在公共法案480条的资金被印度政府冻结之后，史密森学会要想在印度开展科研项目，资金成了大问题。恰巧在1972年4月，WWF的老虎行动宣告成立，他们募集的资金将主要拿来资助印度的老虎保护。史密森学会的研究课题需要的经费非常有限，和动辄一百万美元的wwf项目相比，他们的老虎研究项目经费可能只有区区几万美元。即便如此，WWF总部也不打算资助史密森学会的项目。这又牵扯到世界自然保护历史和各类国际组织的另一面，理念和权力的斗争。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钱的地方就有争斗。

作为生态保护的募款机构，WWF的总部设在瑞士。但WWF的募款主要来自美国，而WWF-美国分部和瑞士总部之间为了资金的使用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到底谁应该主导WWF-美国分部募得的善款，成了第一个争执点。

当时WWF总部和IUCN总部的官员主要是一些来自英国在东非前殖民地的官员。这些人对生态保护的理解，和以科学研究为主的WWF-美国分部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前者认为，保护野生动物的最好方式就是“带刺的篱笆和上膛的枪”，消灭一切敢于盗猎和非法放牧的人，阻止人类接近大自然就是最好的保护，那些口口声声要搞科学研究的人和盗猎分子一样需要严加提防。而WWF-美国分部则受到了美国科学界、尤其是里普利等人的影响。所以，WWF-美国分部和WWF总部之间关于资金使用方向的分歧更扩大到了保护的理念上。WWF和IUCN总部的人们坚决反对将资金浪费在所谓的生态研究上，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群科学家为了满足自己发论文的需求而无病呻吟，当务之急是把钱放在更有用的地方，比如雇佣更多巡逻队员、购买更多巡逻车辆、枪支和物资等等。

于是，这扯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生态研究能不能指导保护、应不应该指导保护？

生态学家是应该研究纯粹的科学问题，还是应该解决保护存在的现实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还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困扰里普利和他的老虎研究项目。

在各个方面普遍存在的分歧背后更是利益的巨大冲突。这种冲突让IUCN、WWF总部与WWF美国分部彻底翻了脸。在是否支持史密森学会在印度的老虎研究一事上，里普利很快说服了WWF美国的负责人，但IUCN和WWF总部则百般阻挠。而他们可以无附加条件地将大笔保护资金交由印度政府自己处理，更是让印度政府和林业部门坚定地拒绝了里普利的一再请求。

1972年夏天，在黄石国家公园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国家公园大会上，赛登施蒂克见到了来访的印度代表桑凯拉。桑凯拉又一次坚决地拒绝了在印度进行老虎研究的提案。他直言，印度反对将科比特保护区变成史密森学会的大号实验室，印度不需要美国人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老虎。

就在这一年，印度颁布了著名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桑凯拉宣布，印度即将启动自己的老虎保护项目，印度的老虎将会得到救赎，但这里面不会有史密森学会或任何外国人（实际上也不会包含与外国学者“串通”的印度民间研究机构——主要是孟买自然历史学会的任何角色）。以桑凯拉为代表的印度官方坚决反对让帝国主义者控制印度的生态保护。

平心而论，从桑凯拉和印度政府的角度看，他们对史密森学会的研究倡议无动于衷并不奇怪。在桑凯拉看来，当务之急莫过于搞清楚老虎的数量有多少。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印度官方的保护理念更接近WWF欧洲总部的头头们，老虎的危机主要来源于与人的接触，搞清楚老虎的数量，将老虎与人隔离开，问题就可以解决，所以搞清楚种群数量之后，重要的也不是生态行为研究，而是搬迁保护区的居民、购买更多土地、扩大保护区面积、雇佣更多的护林员。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印度政府决定对美国人的科技、设备和资金嗤之以鼻的同时，一个机会眷顾了赛登施蒂克和正在为老虎担忧的史密森学会身上。

就在黄石公园的会议间歇期，在被印度政府再次拒绝之时，赛登施蒂克遇到了一位正在美国读书的尼泊尔侨民。这位名叫基尔蒂·塔芒（Kirti Man Tamang）的人曾在尼泊尔林业部门工作（还是一名很有前途的官员），后来因为爱上了一位在尼泊尔参与维和行动美国女志愿者，他跟随爱人一起移民到了美国。1972年夏天，他正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就读野生动物专业的博士，塔芒来到会场目的是为了寻找资金资助，帮助自己回到老家尼泊尔完成博士研究。

基尔蒂·塔芒

塔芒向赛登施蒂克等人热情地介绍了自己的家乡——尼泊尔的奇旺国家公园。正在走投无路之际，赛登施蒂克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奇旺国家公园和他们原本计划的科比特保护区距离不远，属于同一种生境类型，物种也十分类似。不过，奇旺的人类干扰非常严重，老虎数量远远不如印度一侧的科比特，还有大量的村庄围绕在保护区附近。和乔治·夏勒以及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美国生态学家的观点一样，赛登施蒂克最初也想在一个没有人类干扰的环境里研究老虎的纯“自然行为”。但形势比人强，在印度开展研究的希望破灭之后，尼泊尔绝对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此外，塔芒的个人关系能够帮助他们铺平在尼泊尔进行研究的道路。在林业系统工作的经历让他和尼泊尔林业部门的高层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他们像欢迎回家的浪子一样欢迎塔芒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

于是，就在杰克逊洞胡边上的酒店里，赛登施蒂克、塔芒和史密森学会的几个人一起敲定了奇旺国家公园老虎生态研究的计划，一个生态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课题就在这样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诞生了。印度和尼泊尔的老虎保护，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不久之后，塔芒把史密森学会的人介绍给了同来黄石公园参加国家公园大会的尼泊尔代表团成员，他的老同事们。尼泊尔代表团的成员只有两位，一位是他们刚刚成立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局长，而另一位是他的手下赫曼塔·米什拉（Hemanta Mishra）（正是在米什拉和他同事的努力下，尼泊尔建立了第一座国家公园，奇旺国家公园）。在黄石公园著名的老准时酒店，塔芒介绍双方见了面。

根据米什拉回忆，当时他们对生态学还没有什么概念，和史密森学会的人交谈以后，他和自己的领导感觉好像陷入了云里雾里，好像明白他们要做一个老虎生态研究项目，但又不知道这个项目对尼泊尔会有什么好处，也不太明白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该如何向国内的领导解释。于是，米什拉带着领导又找到了一同出席会议的另一位老朋友咨询意见，他就是彼得·杰克逊。

这位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与后来那位以《指环王》电影闻名世界的电影导演正好重名，虽然他的名气可能没有后者大，但他对老虎保护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为后人永远怀念。

彼得杰克逊是一位英国的记者，曾经在路透社工作，当时他作为WWF总部的信息部门官员参与了这次大会。同时，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WWF老虎行动的总协调人。杰克逊是尼泊尔林业部门的老朋友，是当时可以获得尼泊尔政府高层信任的少数几个欧洲人之一。

赫曼塔·米什拉

彼得·杰克逊

在谈话中，杰克逊向米什拉和他的领导详细介绍了史密森学会的研究课题，以及他们与印度交恶的现实情况。杰克逊鼓励他们把握住这次机会，与史密森学会的合作不但会使尼泊尔的生态研究和保护得到最先进科学技术和理念的扶持，还可以让他们在世界生态保护领域获得极大的关注，从国际上获得生态保护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就像印度独立之后做的那样。老朋友的一番言语仿佛拨云见日，米什拉很快得到了国内肯定的答复，史密森学会的研究近在眼前。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前进三步就要退后两步。就在尼泊尔对史密森学会的研究课题敞开大门的时候，研究团队内部出了状况。

研究的首席顾问毛里斯·霍诺克尔宣布退出研究课题，并且要求把他的名字从所有官方文件里删掉。这一变化让所有人措手不及，不过在赛登施蒂克事后看来，整件事情可能源于一个古老的魔咒——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在赛登施蒂克出名之前，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懂得美洲狮，霍诺克尔说什么就是什么。如今世界上凭空多了另一个了解美洲狮的人，原来的师徒关系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职业竞争。不过，赛登施蒂克并非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翻脸无情”。当初他离开克雷格黑德兄弟，和毛里斯·霍诺克尔一起麻醉美洲狮的时候，克雷格黑德兄弟就拒绝将他们自己研发、改良的麻醉枪、麻醉剂和无线电项圈以及信号接收装置借给赛登施蒂克使用。在那个时代，麻醉设备、尤其是无线电项圈和接受设备还没有量产化，大部分都是研究者根据需求和一些技术公司合力定制研发的，并没有什么在售产品，所以每个研究团队的设备都是自己独有的秘方。曾经的助手，今日的对手，这是赛登施蒂克第一次领会到学术竞争的压力。最后，他不得不自己重新设计了一整套装置。

有了之前的经验，赛登施蒂克对霍诺克尔半途退出的举动多少有了心理准备。他和塔芒加紧修改研究方案，一边和史密森学会的项目领导层沟通想法，一边和尼泊尔政府协调细节。

就在这时候，又一个新的敌人出现了。这一次，反对史密森学会研究项目的人来自尼泊尔内部，他们是位于奇旺国家公园内一座名叫“老虎顶”（Tiger Tops）的酒店。这座酒店是由几个美国人开办的，其创意来自肯尼亚著名的“树顶”（Treetops）酒店，是奇旺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旅游收入来源。他们反对的倒不是史密森学会的研究课题，他们反对的是这些美国生态学家将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无线电项圈。

早在1950年代，当人们第一次把无线电项圈带到鸟类身上的时候，争议也随之而来。有的反对者认为这类研究根本没用，有的反对者担心无线电装置会对动物造成伤害（比如太重了、太勒了、辐射太大了），更有反对者认为佩戴无线电项圈的动物不再是野生动物，有损荒野的纯真性。在50-70年代，最后这种看法在美国相当普遍，尤其是在黄石公园对灰熊的研究上。

在对灰熊的研究过程中，支持和反对无线电项圈研究的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具体问题从给灰熊戴项圈获得的数据资料对保护到底有没有用，到“戴项圈的野生动物还是不是野生动物、游客是否可以接受”等方方面面，说来说去，和IUCN、WWF各个部门的争斗一样，嘴上念的是对具体问题的争论，脑子里装的是不同的保护理念，心里想的则是截然相反的利益诉求。

渐渐地，争论变成了争斗，争斗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后，克雷格黑德兄弟和他们的研究课题一道被赶出了黄石。不过，作为他们的弟子、助手，无论是霍诺克尔、赛登施蒂克，或者是史密森学会的其他学者都是无线电遥测研究的坚定支持者，没想到尼泊尔居然也有反对的人。原来老虎顶酒店有一项重要的旅游业务，夜幕降临之后，他们会在酒店旁的丛林里绑一头水牛做诱饵，然后带游客走到预设好的掩体中隐蔽起来，观察被诱饵吸引来的老虎捕杀水牛。酒店方面担心，被麻醉的老虎会离开酒店到别出去不容易被游客看到，就算不怕麻醉，这些戴项圈的老虎也会严重影响游客的体验，游客可能以为这些老虎像是马戏团里的饲养货，不是货真价实的丛林之王。

老虎顶酒店向尼泊尔政府明确表达了对史密森学会研究项目的担心，他们威胁说这项研究可能严重影响奇旺国家公园的旅游收入，虽然这笔钱并没有太惠及保护区和周边的村民。

在这种氛围下，1973年的前9个月里，史密森学会、赛登施蒂克和尼泊尔政府开始漫长的修改研究方案、讨论具体细节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老虎顶酒店的反对，WWF和IUCN的反对也没有停过。就在协议签署前夕，WWF的官员更是威胁如果尼泊尔政府批准史密森学会的研究，他们将会撤走老虎行动对尼泊尔的资助。老虎顶酒店甚至找到了联合国农粮署派驻到尼泊尔的官员，他们提出应该将研究地点从游客较多的奇旺改到人迹罕至的巴迪亚。

从1965年，人们第一次发现南亚地区的老虎已经陷入危机开始，到1973年，8年时间过去了，即便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些不同机构、不同利益的老虎保护者还是在互相掣肘、互相攻讦，与此同时,老虎的情况每一天都在变得更糟。

实际上，当我们试图从历史的迷雾里寻找真相的时候，总是会发现每前进一步要付出多少艰辛、多少努力，没有成功是随便得来的，只是很多事情不足为外人道。

历史是由人写就的，往往是少数人在正确的时间做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的选择，而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关键时刻，继推动奇旺国家公园建立之后，米什拉再次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动用了自己在尼泊尔政府高层的关系，说服尼泊尔王室坚定支持史密森学会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案，顶住了来自国外国内的各种反对声音。

在给WWF总部的回复中，米什拉“狡猾地”假装自己没看懂对方威胁要撤走援助的英文句子是什么意思，打了个马虎眼，说“对他们表示将继续追加对尼泊尔生态保护的投入表示欢迎”。

实际上，尼泊尔政府和米什拉并不只是靠一时冲动决定了尼泊尔老虎研究的命运，他们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尼泊尔官方对史密森学会项目的支持不仅来自尼泊尔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他们认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和IUCN不会因此退出尼泊尔，他们要和WWF美国以及史密森学会争夺在尼泊尔的影响力，随着史密森学会项目的开展，尼泊尔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尼泊尔的研究和保护做得越出色，WWF就越不能放弃尼泊尔。米什拉坚信史密森学会的研究项目不但可以为尼泊尔带来美国最先进的生态研究理念、技术和人才，终有一天，史密森学会会带动其他国际组织把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带到尼泊尔、培养尼泊尔自己的生态学家。

事实正如米什拉所言。50年过去了，如今的奇旺国家公园成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自然保护地之一，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赶到这里研究奇旺的生态系统，奇旺的老虎数量稳步增长，旅游业蓬勃发展，尼泊尔的生态研究水平有目共睹，今年尼泊尔更是成为少数几个完成老虎数量翻倍的国家之一，这一切的开始就来自史密森学会的研究。历史印证了米什拉和尼泊尔政府的判断，他们把握住了印度拒绝了的机会。

回到1973年的夏天。在得知WWF总部和IUCN对尼泊尔政府施加的压力以后，赛登施蒂克在给里普利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WWF总部、IUCN以及印度政府的阻挠恰好说明，老虎项目的推进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这就是对老虎基本生态行为的认识，而我们的研究正是为了提供这一信息。”

对老虎来说，1973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年，印度宣布开启了老虎项目，利用WWF和IUCN的资助大力推进本国的老虎保护。在印度的邻国尼泊尔，美国史密森学会的科学家们终于结束了长达4年的拉锯，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尼泊尔奇旺老虎生态研究项目。

1973年底，经过1年多的准备，赛登施蒂克和塔芒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奇旺，组织人马，开始准备麻醉第一只虎。然而，赛登施蒂克不知道的是，这距离他被踢出这个研究课题，还有4个月的时间。

在内忧外患之中，这个深刻影响了未来50年老虎生态学研究的项目，开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