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如何体现全民公益性？

在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原则下，国家公园怎样体现全民公益性？

在经济学领域，“公共产品”的判定标准是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国家公园作为“公共产品”从两个维度判定，第一维度是“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和“坚持国家代表性”，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属于纯公共产品；第二维度是“坚持全民公益性”，要求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当然，因为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公园里各种形式的游憩机会会受到一定限制，比如开展区域的限制和访客数量的控制。同时，如果针对游憩活动收取较高费用则会产生排他性。

国家公园 “坚持全民公益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广大公众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物品，这需要做到四点：首先，明确政府在国家公园作为“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将国家公园纳入公益事业体系，保证充足有效的财政、人员等供给能力。其次，在确保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公益属性的前提下，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政府和市场通过适当的合作方式，可以激励市场参与、广泛调动市场资源，从而缓解政府压力，达到公平和效率的最佳结合。再次，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如生态环保组织、社区发展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基金会等可在资金、人力、技术方面给予支持。最后，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对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举报制度和权益保障机制，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接受各种形式的监督。

怎样更直观、更深入地将国家公园里丰富的自然与人文价值传递给公众，让公众更好地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

基于多年研究探索和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团队为国家公园提供了一套整体方案——国家公园生态体验机会谱系，根据国家公园内的生态体验资源、受众类型、管理需求，提出不同的生态体验机会，公众根据时间、地点和兴趣选择参与不同的生态体验项目，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体验资源与公众体验需求的有机结合。

构建国家公园生态体验机会谱系主要有三个关键步骤，首先充分考虑自然人文资源的本底状况、潜在访客及社区居民等受众需求、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的管理需求等前提要素；其次，提出包括教育型、运动型、养生型、生活型等丰富类型的生态体验机会；最后，设计和供给自然教育、自然解说、科普小品、场馆体验、生态露营、巡护考察、户外探险、康养健身、历史文化、社区探访等生态体验项目，并将相应的设施和人员依据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等合理布局和有序建设。这一整体方案有力支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关于创新资源保护利用模式，探索全民共享机制时，共同指出“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生态产品体系”的要求落地。

历经多年体制试点建设，国家公园的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在顶层设计、理论研究、实践探索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您认为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效？

我认为成效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公益性”的理念深入人心。试点以来，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形成了多渠道、多方位、多区域、多类型，公众期盼值和认可度高、全社会共同参与发展的良好互动局面。

二是，各试点单位积极探索标准制订、专项规划、人才培训、课程规划、基地建设等工作。我们团队牵头制订了林草行业标准《自然教育导则》即将向行业推广示范，“自然教育七步曲”将服务于国家公园实质性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编制出台了关于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的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划，开展环境解说与教育人才培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与腾讯公司合作，依托超高像素影像和监测数据，推出“国家公园寻虎”云端体验平台，公众通过互动有趣的方式了解珍稀动物及其栖息地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于2020年公布了首批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基地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体验小区，打造一批集大熊猫保护、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等联动推进、融合发展为一体的示范和典型。云南发布了地方标准《国家公园解说系统规划技术规程》，并与周边社区居民建立共建共享机制，设立生态教育基地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探索和实践。

另外，国家林草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了国家公园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成立了国家公园研究机构，为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提供科学支撑。中国林学会成立自然教育委员会（自然教育总校），推动自然教育团体标准、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携手三江源国家公园、钱江源国家公园，专注于环境解说与教育项目，形成可供推广复制的经验案例。

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公园在开展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方面有什么特点？西方国家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西方国家对于国家公园这个“公共产品”普遍关注的 3 个问题：一是门票问题，认为公益性体现为免费或廉价，大众可无障碍地进入国家公园开展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活动；二是教育问题，认为公益性体现在国家公园应发挥环境教育功能；三是公众参与问题，认为公益性体现在一般大众、志愿者和非营利机构的广泛参与。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国家公园起步晚、站位高、规模大、发展快，但是在土地权属、社区人口规模大叠加相对贫困等问题，加剧了国家公园的管理难度，进而使得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工作，必须应对控制访客数量、兼顾社区发展等挑战。西方国家有四点宝贵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第一，完善的法律及制度保障体系。美国国家公园在“公益性”理念指导下，有一整套的资金、管理、经营和监督制度做保障。

第二，国家公园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固定场域。澳大利亚要求中小学生每年要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的教育中心活动1-2个星期，这些教育中心通过电影、电视、幻灯、标本、模型、挂图、讲课及现场参观野营等形式，为孩子们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态体验课程。

第三，赋予志愿者荣誉和职责。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局赋予志愿者“公园大使”的身份，参与国家公园内特殊活动或教育项目。美国《公园志愿者法》及其他政策、法案，从立法角度确保志愿者服务顺利实现，证明志愿者对国家公园是有突出贡献的，激发志愿者为国家公园服务的潜能。

第四，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日本在自然公园活动设计中不断吸取公众创意，政府、企业、NGO、专家、市民等各方共同参与，场地的建设和运行也征求各方建议，采用各方人员共同管理“运营管理委员会”的机制，保证公众参与度和积极性。

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我们建议要对焦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及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的客观需求，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国家公园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制度体系，重点包括管理体系、规范标准体系、人才队伍体系、设施建设体系、公众参与体系，努力为中国国家公园立法相关条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